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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簡體字原文.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By Marina Walker Guevara, Gerard Ryle, Alexa Olesen, Mar Cabra, Michael Hudson and Christoph Giesen
January 20, 2014 facebooktwitterlinkedinemail Illustration: Tim Meko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者裴敏欣认为，中国精英在境内外资产的增长“不一定违法”，但往往与“公众利益冲突”，有“权力寻租”之嫌。”
政府高层的腐败在中国是高度敏感的话题。不少揭露高层领导隐蔽家族财富的记者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都受到打击报复。
ICIJ调查团队的合作伙伴包括香港《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德国《南德意志报》和一家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去年11月，该大陆媒体退出团队，表示受到政府警告，不得发表有关该数据库的报道。为免记者遭到打击报复，ICIJ决定不公开该大陆媒体的名字。
ICIJ的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看密件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者名单。中国投资者在注册离岸公司时，通常用罗马拼音登记姓名，核实身份不易。要靠档案里注册人所提供的护照和地址来确认身份。但有些注册人没有提供护照和地址。本文没有包括数据库里疑似的“太子党”和官员，因为无法确认身份 。
ICIJ的机密档案还包括16,000多名台湾投资者的名单。有关报道将在本周陆续与合作媒体同步发布。ICIJ 将会在本月23日公开大中华地区的离岸解密数据库。
图表: Chris Zubak-Skees.
白宫红色贵族富豪邓家贵,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 温云松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 刘春航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女婿, 胡翼时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堂侄, 李小琳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 吴建常邓小平的女婿, 车峰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女婿, 王之中国前副主席的儿子, 王军中国前副主席的儿子, 傅亮中共元老彭真的四子, 叶选基开国将军叶剑英的侄子, 王京京中共元老王震的孙女, 粟志军著名解放军将领粟裕的孙子, 马化腾腾讯集团创始人杨惠妍, 中国女首富张欣中国SOHO联合创始人、CEO, 张志东腾讯集团创始人, 沈国军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贾跃亭乐视网CEO, 黄光裕国美集团创始人, 杜鹃国美集团创始人的妻子, 卢志强泛海集团董事长李金元天狮集团董事长, 戴志康证大投资集团的创始人, 杜双华日照钢铁控股集团董事长, 马建荣申洲集团的创始人文一波桑德国际的创始人, 施正荣尚德电力创始人, 周正毅入狱商人.
太子党的离岸资产
中共领导人的血亲或姻亲俗称“红色贵族”或“太子党”。
ICIJ密档显示，至少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或前任常委的亲属曾在库克群岛(Cook Island)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
邓家贵是习近平大姐齐桥桥的丈夫。他是地产开发商，投资过生产手机和电子设备的稀有金属。文件显示，邓家贵曾与李华和李晓平兄弟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邓与李氏兄弟各占50%股份。去年7月，李氏兄弟出价20亿美元竞标，拿下深圳两块商业用地，成为新闻焦点。
习近平从 2012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高调反腐，曾发表讲话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但另方面又打击呼吁政府官员公示个人财产的草根运动。
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留学美国，曾与他人合伙成立新天域资本私募基金，专门投资中国市场，2012年出任央企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卫通”）的董事长。中卫通属国资委管理，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公司。
ICIJ密档显示，温云松2006年经瑞信香港协助，成立名为Trend Gold Consultants的BVI公司，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8年解散。
投资者通常设立空壳公司，以便用离岸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借此掩盖公司和真正开户人的关系。Trend Gold Consultants成立的原因不明。
ICIJ多次联系温云松和其他在文中提到的离岸资产持有者，大多数人包括温都没有回复。瑞信集团的发言人则表示“不予置评”。
不久前，有媒体爆出温家宝女儿温如春（又名常丽丽）的公司与美国金融机构商业往来的一些内情。
ICIJ现在独家发现，名叫Fullmark Consultants的这家咨询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此前未见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报道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曾与Fullmark Consultants签订合同，向其支付180万美元咨询费。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现正对摩根大通借中国高官子女来发展中国市场展开调查。
Fullmark Consultants的注册方式似有意隐藏与温如春的关系 。温的丈夫刘春航专长金融，曾在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工作。2004年，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Fullmark Consultants，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2006年，刘退出该BVI，同年加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
资料显示，刘退出后，Fullmark Consultants的全部股份转移给与温家宝家族关系密切的女富商张玉宏。张是温家宝弟弟温家宏的同事。据《纽约时报》报道，张曾为温家打点钻石、珠宝等生意 。
2005年10月，保得利信誉通向瑞银集团寄送账单，收取为Fullmark Consultants签发存续证明（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的费用，说明这间BVI公司和瑞银有商业关系。瑞银就ICIJ的查询发声明，表示该集团“了解客户”(“know-your-client”)的规定和处理与政治敏感客户关系的程序是“业内最严格的”，意指不会回应任何的查询。
2011年，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国务院在2007年发送的一则密电称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电文说，“只要开价合理，温家宝的妻子和子女可以‘搞定事情’ 。”“ 温的亲戚“不一定是收受贿赂，（但）他们很可能会收取高昂的‘咨询费’”。温家宝去年结束十年任期，正式退休。
ICIJ还在离岸密件中发现邓小平、李鹏和胡锦涛等中共前领导人的亲属的离岸公司资料，（密件内容可按链接查看 ）
有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太子党的财富和生意（包括离岸资产）越来越大，会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掌权者自己深陷其中，难以制止。
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史蒂夫·迪金森（Steve Dickinson）说：“如果没法给家人弄个几十亿，当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什么意义呢？”史蒂夫曾经调查与BVI公司有关的诈骗案。他说，“这个问题规模庞大，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但事实是每个人对此言不由衷或避而不谈。”
中国走向离岸金融中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深化经济改革，中国投资者开始涌向离岸金融中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Don Clarke（汉名“郭丹青”）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向国企倾斜，民间投资人特别是创业者遂向离岸金融中心寻求发展。 在“中国特色”制度下，开展对华贸易的西方银行家、会计师和商人，也推动了离岸模式的发展。
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大中华地区业务主管李大诚（Rocky Lee）说：“刚开始采用（离岸模式）时，是我们外国人给这么做的。当时外国投资者普遍不适应中国的法律法规。”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一步加紧资本管制，客观上推动了内地人到海外投资。很多人此前已经到当时仍属英国管治的香港成立公司。眼看中国即将收回香港主权，内地投资者担心香港也不安全，便转向更远的离岸金融中心。
于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成为很多内地人转移业务和资产的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也推动了内地投资者使用离岸金融中心。例如，一些中国厂商用“返程投资” (round-tripping)的方式避税：在境外成立子公司，由国内的母公司将在内地生产的产品低价卖给离岸的子公司。母公司由于账上利润少、甚至没有盈利，自然免税。然后再由子公司把产品以高价卖给别的公司,把利润汇回母公司。这部分利润是当作母公司从英属维尔京群岛或香港获得的“外商投资”，也无需向中国政府缴税。
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官方统计，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离岸业务占当地业务的40%。1998到2002年英国派驻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总督Frank Savage说，BVI政府向中国当局表示，BVI“管理有序、法律制度健全”，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但离岸体系的批评者认为，BVI“无疑”是进行隐蔽交易的天堂。总部在英国的倡导组织Tax Justice Network说，BVI公司“丑闻不断”。因为保密制度给予“BVI公司极大的自由，随意掩饰违法活动、滥用权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的内地人有中国“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亮。ICIJ密档显示，傅亮至少持有5家BVI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间注册。其中一家公司South Port Development在2000年收购了一家菲律宾酒店。傅亮在内地投资游艇和高尔夫俱乐部生意。
离岸服务供应商信誉通公司（Trustnet）曾协助傅亮成立离岸公司。2000年，信誉通已在中国大陆全面发展离岸公司注册业务，与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德勤(Deloitte & Touche)和安信达(Arthur Andersen)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开会讨论拓展市场。
ICIJ资料显示，普华永道通过信誉通，协助 中国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400多家离岸公司和信托；瑞银集团则通过信誉通，协助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1,000多家离岸实体。
2006年，瑞银香港协助当时的中国女首富杨惠妍成立名为Joy House Enterprises的BVI公司。杨惠妍继承父亲杨国强的地产王国碧桂园，当时净资产约83亿美元。 ICIJ向杨惠妍就离岸公司事宜提问，未获回应。
2007年，瑞银通过信誉通，协助地产大亨、SOHO中国创始人张欣成立BVI公司Commune Investment。SOHO中国在北京重建了很多地标建筑，不久前媒体报道， 张斥资2,600万美元购入纽约市曼哈顿区一栋五层的楼房。张通过代表，拒绝回答与BVI公司相关的问题。张欣在北京郊区打造的精品酒店“长城脚下的公社”(The 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亦取名commune （公社）。
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是7家BVI公司的董事。这些离岸公司在2004年到2008年间由普华永道帮助成立。从ICIJ文件来看，这些BVI公司与李的天狮集团有关联。天狮涉及生物科技、旅游、电子商务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2011年，李金元的净资产约为12亿美元。
2005年，信誉通的一份“绝密”销售备忘录要求员工加强与瑞信香港的关系，积极示好。鉴于中国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信誉通另辟途径。该份备忘录写道：“我们在上海的目标是国际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公司。” 该公司的的市场攻势收到了成效。2003年到2007年，信誉通在中国大陆、港、台发展的客户数量从1,500上升到4,800。
信誉通还帮助两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成立离岸公司。
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韦江宏是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2006年，铜冠资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韦任董事。铜冠资源控股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的子公司。2007年，铜陵集团通过铜冠这间BVI公司向智利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铜加工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
腾讯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也持有离岸公司。2013年，马以100亿美元的身价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5位。
2007年，他和腾讯另一名创始人张志东成为BVI公司TCH Pi的董事。马的发言人称TCH Pi是腾讯集团旗下公司，“与（马化腾和张志东）个人无关。”但这间BVI并未见于腾讯的公司文件，成立的目的不明。
利润和腐败
中国染指离岸金融中心以来，经济发生巨变，增长可观，离岸金融中心不只方便了用作“返程投资”，也成为海外投资进入金属、矿产等资源市场的渠道。
支持中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人认为，离岸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是，中国资本正在走出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利的，”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我当然支持企业在东道国注册。但如果东道国不能提供这种环境的话，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William Vlcek是离岸金融著作《Offshore Finance and Small States: Sovereignty, Size and Money》的作者。他认为在中国，官僚主义和政府的干预妨碍国内市场的发展。在离岸公司注册对商业活动有利。
有证据显示，中国一些公司和个人利用离岸公司进行非法活动。
2013年9月，前铁道部高官张曙光承认转移28亿美元到海外账户。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政府内部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企高管）转移到海外的公款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通过BVI公司转移。
2000年，“保得利信誉通” 帮助中国远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BVI公司Cosc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家BVI的董事包括当时的中远洋董事长马泽华和副总经理宋军。宋2011年以贪污、受贿、妨害作证被控三罪受审，被指调往青岛分公司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空壳公司以冒充合作公司。之后把建设青岛中远广场的数百万资金转移到该空壳公司。据新华社报道，宋军挪用公款600万美元，收受台湾合作方贿赂100万美元。他用非法财产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合共购入37套房产。宋军的审讯结果没有公开。
中国政府最近严打贪腐成风的石油行业，业内不少高管因为贪污被停职调查。三大国企石油公司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注册了不少离岸公司。ICIJ数据库里就有几十个与这三大石油巨头相关的BVI公司。
中石油前高管李华林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去年8月落马。ICIJ数据库显示，李是两家BVI公司的董事。
有些离岸公司见于母公司的报表，但有些是国企高管以个人名义成立的。中石油下属天然气公司昆仑能源的总裁张博闻、中海油总经理杨华均曾以个人身份成立离岸公司，目的不明。
ICIJ多次尝试联系中石油和中海油均未获回应。
目前身陷囹圄的中国前首富黄光裕也曾运用离岸公司进行商业操作。黄与妻子杜鹃在2001到2008年间至少成立了31家BVI公司。当时他们持有的国美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商连锁。
2010年，黄因内幕交易、贿赂和操纵股价，被判有期徒刑14年。杜也以相关罪名获刑，但二审获改判，当场释放。
黄大部分资产被冻结，但利用离岸金融网络维系他的商业王国。2011年，黄名下的BVI公司Eagle Vantage Assets Management竞购英国退役航母，欲打造成高端购物商场。（英国政府最终销毁这艘航母）。
黄光裕目前通过Shining Crown Holdings and Shine Group这两间BVI公司控制国美集团30%多的股份。
离岸公司的未来
眼看企业寡头、政府官员和亲属非法敛财，一些中国人不顾安危，奋起质询。
草根组织“新公民运动”运用资讯网络和小规模的示威，向政府争取透明。去年春季，新公民运动创始人、民权律师许志永写道：“党政官员的个人财产都不敢公布，共产党还反什么腐？”
华风论坛：告诉你真实的历史 — 中国的财富哪去了？
作者：华风论坛；分类：百家争鸣；标签：历史 ；日期：2010-04-24
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
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
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 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
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
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
~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土改，杀地主。
从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注意一点，这种做法与李自成不同，李自成不仅要钱，而且要地，跟随起义军造反，不过是又迎来了一头更加贪婪的“猪”而已）
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
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
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
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 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对外援助
这一条是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 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满脑子解放全人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坚定不渝的大事。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国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
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国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国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
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
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用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了。
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
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 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真实写照？
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
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
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
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80年代以后，很多工厂又往回搬，花费更多。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址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址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 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随的失误。
资金外逃
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更正一下，不仅是搜刮的，而且是诈骗的）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
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
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
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
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 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
巨额外汇储备
近十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急剧积累，截至2008年达到1万8千亿美元，做为百姓，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较爽以外（心情爽, 这里不是“牙口好”，胃口就好呀，吃么么香），我体会不到它的存在；做为中国近代条约赔款，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不爽以外，我同样体会不到它的存在。
现以1900年一两白银折合1圆计算，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1900年的1圆折合2009年的1000圆，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积累的1万8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万8千亿元（汇率按1：6.83计算，如果考虑到两年前的汇率1：8.3，其结果将更加打击你的情绪），折合1900年的白银128亿两，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没有错，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所谓储备不过是美国政府签发的大量白条，成吨的废纸而已，而且随着美国政府的垮台，其后果我不愿意、也不用说了。写到这里，我终于出离愤怒了！
在这里，我要： 痛骂中国那些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沾沾自喜、并不断高唱赞歌的中国主流媒体和所谓经济学家. 真不知道他们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不过他们确实站在某个立场之上: 痛责中国那些管理者，造成国民如此巨大的财富流失，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和任务！到此打住，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的不就是我和你吗？政府随即以“扰乱公众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逮捕许，除了许，并关押该组织20多名成员。在中国，政府通常用这类罪名让异见分子沉默。官方甚至惩罚揭露中共高层近亲资产情況的外媒。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报道太子党在国内持有的资产后，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驻华记者延续签证遭到延误。
英美和一些国际组织此前对离岸金融中心一直抱放任態度。直至离岸金融中心客户泛滥，方著手改革。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改变离岸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小。
今年以前，中国的税法不要求申报境外资产，这漏洞使国人很容易借离岸来营运。 北京一位李姓公司法律顾问说：“中国的决策者没想到会有这许多钱流失到海外。” 当局正著手控制流入离岸金融中心的私人财产。今年元旦生效的法规规定国民要申报海外金融资产。改革离岸体系的力度可能会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离岸金融中心的重要客户。
去年，200多名银行家和离岸金融专家参与了一个以亚洲地区为主的业界意见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高管认为，“与中国有关的需求”是离岸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名BVI离岸服务公司的主管在调查中写道：“未来五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市场。”
华风论坛：告诉你真实的历史 — 中国的财富哪去了？
作者：华风论坛；分类：百家争鸣；标签：历史 ；日期：2010-04-24
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高达51%，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后来清政府地赔了那么多银子，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得太多；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剿共，抗日，天天打仗，按说该穷吧，可是据统计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还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
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不难的，没听说那时人穷到什么样。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泽东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转折是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
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铺天盖地的炮弹、燃烧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打得志愿军死无葬身之地。装备低劣加之对美军作战经验不足，常常一个师的士兵打不过美军一个营，而密集的人群却成为美军炮火射击的最佳目标。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将整个师的志愿军战士消灭在战场上。用横尸遍野已不足以形容志愿军伤亡的惨重，因为他们的尸体根本留不下，被大口径炮弹炸得连影都找不到。同时，寒冷的天气也是志愿军的大敌。 由于后勤补给困难，战士冬天没有棉衣，一次战役就有数万志愿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冻残。
在朝鲜战场，中国士兵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最保守估计志愿军也有80万人受伤。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200万士兵伤亡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光战争抚恤金，医疗药品一项，国家就要支出数十亿元。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出兵高达240万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每天光吃饭就要吃掉一座山。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狂烂炸，天空中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飞机将一辆辆运送物资的汽车，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十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
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加上被炸毁的总共消耗要达到上千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
据准确估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总花费高达500
~600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战争费用使刚成立的新中国捉襟见肘。为了支持这场战争，中国政府压缩一切开支，把国民收入的50%用在朝鲜战场上；不够，便向苏联借款，这笔巨额外债直到中国人普遍饿死的时候还没还完；但还不够，便号召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但依然不够，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土改，杀地主。
从51年开始中央实行土改，将地主的个人资产统统没收，田地、农具分给农民，财产则全部上缴中央。表面上看是为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着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地主是剥削农民致富的，该将所有的财产分给农民才对，为什么只把田分下去了，财产却不分给穷人？（注意一点，这种做法与李自成不同，李自成不仅要钱，而且要地，跟随起义军造反，不过是又迎来了一头更加贪婪的“猪”而已）
共产党打土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地主的钱，这一点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的。建国后的土改几乎将中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因为抗美援朝实在太需要钱了。这一仗打下来，地主阶级被消灭，民间财富被搜刮干净，中国人彻底变穷了。
不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多重大，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
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
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
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 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留在共产党人手里，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对外援助
这一条是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 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满脑子解放全人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坚定不渝的大事。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国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
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国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国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
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
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用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了。
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
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国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 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真实写照？
三线建设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
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
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
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亿元。80年代以后，很多工厂又往回搬，花费更多。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址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址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 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随的失误。
资金外逃
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更正一下，不仅是搜刮的，而且是诈骗的）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
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
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
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产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
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 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
巨额外汇储备
近十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急剧积累，截至2008年达到1万8千亿美元，做为百姓，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较爽以外（心情爽, 这里不是“牙口好”，胃口就好呀，吃么么香），我体会不到它的存在；做为中国近代条约赔款，除了数字巨大、让媒体忽悠得心情不爽以外，我同样体会不到它的存在。
现以1900年一两白银折合1圆计算，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1900年的1圆折合2009年的1000圆，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积累的1万8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万8千亿元（汇率按1：6.83计算，如果考虑到两年前的汇率1：8.3，其结果将更加打击你的情绪），折合1900年的白银128亿两，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没有错，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28个半辛丑条约的赔款，所谓储备不过是美国政府签发的大量白条，成吨的废纸而已，而且随着美国政府的垮台，其后果我不愿意、也不用说了。写到这里，我终于出离愤怒了！
在这里，我要： 痛骂中国那些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沾沾自喜、并不断高唱赞歌的中国主流媒体和所谓经济学家. 真不知道他们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不过他们确实站在某个立场之上: 痛责中国那些管理者，造成国民如此巨大的财富流失，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和任务！到此打住，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的不就是我和你吗？政府随即以“扰乱公众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逮捕许，除了许，并关押该组织20多名成员。在中国，政府通常用这类罪名让异见分子沉默。官方甚至惩罚揭露中共高层近亲资产情況的外媒。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报道太子党在国内持有的资产后，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驻华记者延续签证遭到延误。
英美和一些国际组织此前对离岸金融中心一直抱放任態度。直至离岸金融中心客户泛滥，方著手改革。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改变离岸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小。
今年以前，中国的税法不要求申报境外资产，这漏洞使国人很容易借离岸来营运。 北京一位李姓公司法律顾问说：“中国的决策者没想到会有这许多钱流失到海外。” 当局正著手控制流入离岸金融中心的私人财产。今年元旦生效的法规规定国民要申报海外金融资产。改革离岸体系的力度可能会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离岸金融中心的重要客户。
去年，200多名银行家和离岸金融专家参与了一个以亚洲地区为主的业界意见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高管认为，“与中国有关的需求”是离岸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名BVI离岸服务公司的主管在调查中写道：“未来五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市场。”
